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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洞沟人”

 
宁夏水洞沟是中国最早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被国家列为“最具中华文明意义的百项考古发现”之一。水洞沟人证明了3万~5万年之间,在中国有人类的存在。
 

水洞沟发掘历史

水洞沟历史上的六次挖掘
1919年,比利时传教士肯特在途经水洞沟时,落脚在“张三小店”。肯特在水洞沟断崖上发现了一具犀牛头骨化石和一件经过人工打制的石英岩石片。在天津遇到法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并把自己在宁夏的发现告诉了桑志华。
1923年6月,桑志华和著名学者德日进在结束对甘肃部分地区的考察之后来到水洞沟。在断崖边,发现了裸露在地表的哺乳动物化石。一场历时十二天的考察发掘就此展开,总共发掘出了300多公斤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主要包括石核、刮削器、尖状器等旧石器。
1960年夏季,中苏古生物联合考察队开进水洞沟,对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
1963年,被称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学之父”的裴文中亲自带队,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
1980年宁夏博物馆、宁夏地质局联合考古队对水洞沟的考古发掘,则是第四次。
2003年至2007年,数十位专家学者满怀希望又进行了新一轮的考古发掘。这次,是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组队。这次考古,参加人数最多、历时最长、发掘范围最大,收获也最丰硕。这次,不仅调动了GPS定位仪、全站仪、摄像机等先进设备,而且邀请了地质学、年代学、古人类学、古环境学的专家到现场研讨、授课,其考古成果也格外引人注目。
2014年6月10日至7月10日,宁夏水洞沟遗址举行第四届文化旅游节以及第六次考古发掘。来自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宁夏考古所的专家,对水洞沟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在水洞沟发现的90年间,史前考古大家裴文中、贾兰坡,中科院院士刘东生等知名专家都曾前来发掘或考察,美国韩国法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专家也都曾远道而来。


水洞沟遗址古人类文化
20年代发现的宁夏灵武水洞沟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于解放后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和研究,已确认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类遗址。最初由“比利时神父P绍特在水洞沟(宁夏灵武)东边的黄土状岩石断崖中,发现一具披毛犀的头骨和一件很好的石英岩石器开始,其后(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1881—1955)和桑志华在水洞沟发现5个旧石器地点……发掘获得大量打制石器……首次证明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包括萨拉乌遗址)的存在”。因而由外国宗教人士最先拾得大陆黄种古人类的一件石器,接着外国学者在当地发现了旧石器文化,为中国古人类研究作出贡献已被载入史册。说明古人类群体既有主群和子群集居,此同出土大量的石器相一致。
水洞沟遗址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东南(38°21′N,106°29′E)30公里,灵武县县城以北46公里……黄河则在西面不远处自南向北流过……基底由第三纪三址马红土构成的小凹地,凹地内填充了晚更新世的河湖相沉积……厚度10—20米左右……溪流解将这套松散堆积切开”。60年代以来的发掘,“共发现石制品1万多件,原料以硅质灰岩为主,其次为石英岩,再次为砂岩、燧石等”。出土“大量的石制品和清楚地炉灶遗迹为代表的文化遗物,和一些破碎动物化石一起出现在底层上面的灰黄色土黄状粉砂层中”。中国学者的研究结果,把遗址归入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年代经“碳14测定旧石器层位的动物化石和钙质结核分别获得距今16760±210年和25450±800年……从沉积物的特征、与邻近地区的层位对比和孢粉分析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综合来看,碳14测定的结果似乎更加符合实际”。
水洞沟遗址年代距今2.5—1.6万年,与《中国第四世研究》七卷、二期“黄海陆架海侵和海退表”对照,完全与晚玉木冰期的早期、主冰期年代一致。该研究成果表明,早期黄海海面高度为-70~-75米,主冰期(中期)为-1555米,其年代早期距今为2.5万~2.0万年,持续了5千年。可见,水洞沟遗址年代与晚玉木冰期的早期和主冰期年代吻合,前后持续有万年,从而证实水洞沟古人类生存于冰期,而且是玉木冰期的最冷时期,遗址的古人类持续生存近万年。文化遗物出土的底部砾石层,大约此前由玉木亚冰期(暖期)的洪水冲积形成,是一块较高的地表。可以看出古人类生活在平地上,当时以应付严寒挑战为主,衣、食、住必须很好解决,否则难以生存下来。


石器工具、武器
水洞沟遗址出土文化遗物的地层,沉积物底层砾石和砂不仅携带了由洪水冲积形成该层位信息,而且从石器原料的砾石、石英岩和燧石等看到,古人类的生存选择了一块地表较高和石器原料产地扎营,与山西朔县峙峪古人类遗址一样,也外于晚玉木冰期的最冷时期,干旱无洪水的时期。考古的研究证明,水洞沟石器的技术风格分别为石叶和小石器两种工业。“小石器工业制品包括捶击、砸击两种技术产生的石核和石片……石器有边刮器、凹缺刮器、拇指盖状端刮器、尖状器、箭头和钻具等”。而石叶工业的断片中至少有一部分可能充当镶嵌工具的“刀片”。石器有尖状器、端刮器、新月形边刮器、凹刃刮器、双直刃边刮器、单直刃边刮削器、雕刻器和钻具等类……1980年出土了3件人工痕迹清楚的磨石。1963年发现一件骨锥和一件鸵鸟蛋皮穿孔而磨制的饰品。由此可见,水洞沟文化包含两种石器文化的技术风格,但以石叶系列石器为主体,前已述此与就地取材有关,或对选拣的砾石稍予加热打成石片,原料丰富促进了石叶工业发达和技术领先,吸引着古人类在此地生存近万年。过程中必然与华北地区古人类有交流,直接地或间接地交流,由此认为小石器风格有来自华北北部的影响。另一方面,陕甘地区的泾河文化古人类,从出土文化遗物中看到他们惯用较大型石器,分布反映有向北东方向移动趋势,笔者推想这部分古人类的发展、进化形成了大群体,在有较高生存能力的推动下,为追逐食草动物于晚玉木冰期迁徙至黄河沿岸的溪流旁扎下,形成了灵武水洞沟古人类及其遗址。石叶断片的“石刀”被发现,说明以往石器的刮削、砍砸功能已不足应用,“刀片”的出现表明有新的功能要求,同时表现古人类的思维能力随劳动实践继续在提高。石“刀片”镶嵌在木柄头上作业,此复合形式既当武器、又当猎具,柄石刀可归入“万能”工具行列。木柄头上镶嵌石“刀片”,类似中国古代兵器的,像斧而有长木柄,流传了许多朝代。出土的磨石大约可磨刀片的刃和箭头,同时可磨骨角器的尖和刃。相像中的古人类群体采集、渔猎行动,手持长刀、短刀、骨角矛和弓箭,群体生产同时是武装的群体,驰骋于黄河东岸的荒漠上,独具的优势,使得食肉动物也得远远避开。水洞沟文化的石器、武器全面进步,与同期峙峪文化、下川文化和山顶洞文化的水平相当,这个时期骨角工业方兴未艾,磨制石器工艺将全面兴起。


据:国外学者“布日耶研究1923年发掘的材料时,曾指出许多和西欧旧石器相似的地方。例如,水洞沟预制台面的盘状石核和长身石核,可以分别同Mousterian文化、Aurignacan 文化的同类制品对比;水洞沟有些用三角形石片修正的尖状器和‘传统Mousterian尖状器一样完美’,水洞沟用石叶修正的端刮器‘相当清楚地表明本地区的奥瑞纳文化系列的面貌’等等。他总结说:‘对于一个西方类型学家来说,从考察水洞沟工业得出一个大体的印象:这种工业好像处在很发达的莫斯特文化和正在成长的奥瑞纳文化之间的半路上,或者是这两个文化的混合物”(Beruil 1928)。


上述外国学者于20年代对水洞沟旧石器文化评语的研究,主要从石器类型的完善程度对比得出结论,包含选料、选型、打制技术、工艺水平等,认为与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莫斯特文化和奥瑞纳文化的特点有着惊人的接近,甚至企图将它们列入同一序列来研究。笔者由此确认,欧亚两大洲晚更新世的晚期智人的进化,他们的共同点是大脑功能的思维水平从石器水平上表现出一致性,证实两大洲的智人大脑在进行上无智能差别。另外,德国体质人类学家魏敦瑞对水洞沟同期的山顶洞人头骨研究,其探测指数很象西欧的化石智人,如克罗马农人。由此可见,研究表明无论从打制石器的类型与风格上和头骨的进化上,以及两大洲的研究对象(指晚期智人)均处于相同阶,实地球人类总体的进化到了晚期智人阶段,并未出现超前者或滞后者的大差别,但微小差别普遍存在,从这层意义上说不存在绝对一致。
生存环境


水洞沟遗址的地层属“晚更新世和全新世的河湖相沉积物—砾石、砂、黏质砂土、粉砂、淤泥和泥炭,厚度10—20米左右”。推想该地层底部的砾石层,约形成于玉木亚间冰期的洪水冲积,水洞沟古人类在其后的冰期来此扎下了根。当时,地表的砾石层以外约为广阔的黄砂土地面,同现在差不了多少。砾石层有打制石器的原料,黄河沿岸荒草丛生,和间有混交林木和沼泽,有一片裸露的砾石层,水洞沟古人类在其上长期集居,可以确认该时期系晚更新世的干旱冰期,非暖期。关于距今年代,遗址地层年代测定的结果,与《中国第四纪研究》的黄海海侵、海退年代测定的结果有着惊人的接近。遗址年代和晚更新世冰期系列年代,互相对照证明正确,作为分析的科学依据是可靠的。重申玉木冰期系列的时期,是生存能力较高,不怕冷、善于渔猎、善于采集食物、会用火、会制皮衣、会搭窝棚和帐篷,会用畜力在冰雪上运输的大脑发达起来的晚期智人,于世界各地开始大迁徙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大陆黄种人类有向赤道热带、中南半岛和台湾的迁徙,有向东北亚和朝鲜的迁徙,也有向北美洲
的迁徙等。这个时期以后进入了冰后期,气候转暖,高原上冰雪消融,海面上升,使陆桥消失,大地遍布水网、沼泽,古人类行走不便,大江、湖、海成了地理障碍,世界上的晚期智人大迁徙就暂告结束。但部短程的小迁徙随人口增长不断发生,由于地理的隔离和聚落体的控制逐渐地形成了不同人种,原始时代向着形成社会过渡。
推想水洞沟古人类必须在静态中保持体温,如睡觉、休息、就餐和作手工活等,为此创建向寒冷挑战的草泥窝棚,内设小炉灶取暖,兼用兽皮铺盖等,如此有力的克服寒冷带必然性。昼间渔猎、采集活动也必须保持体温,此从出土“石片”、端刮器、边刮器等石器,用以把兽皮里面的脂肪膜刮掉,或也可能会用大漠上到处有的芒硝浸泡,形成制做毛皮工业。笔者认为北方的晚期智人均具有了此等智能,与打制石器、制骨角、草编、树条编等协同,还有制皮绳、纤维绳、皮条、弓箭和磨箭头等配套项目,组成必须从事的生产体系,否则难以在北方的冰期生存。手工业各系统虽然是原始的,但创造、发明、新技术、新工艺、开拓和资源利用等,均系发展、进化、进步的动力,它普遍存在于漫长过程中。


水洞沟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与同期其他遗址的遗物相比,有较进步的石“刀片”,箭头、钻具、磨石、骨锥、炉灶遗迹、饰物和玛脑石块等。此证明水洞沟古人类的进步水平,与山顶洞人、创造下川文化的古人类和峙峪文化古人类有相同水平的思维能力。既有箭头就有弓箭,这是当时的先进武器,能在几十米以外防卫和猎获。磨石的出现标志磨制工艺已被发明,它的作用和影响是划时代的。饰物和玛脑石表明古人类美德感觉提高到了新水平,并证实视神经功能已进化到位,眼里不仅是黑白两色事物,同时看到了色彩斑斓的美丽世界,生存意识领域发生了认识上的大飞跃。

 

水洞沟价值意义

由于水洞沟遗址中曾经出土了大量具有欧洲莫斯特奥瑞纳文化特征的石器,与西方出土的石器技术风格极为相似,有学者便据此提出了水洞沟文化“西来说”。同样的,水洞沟某些地点和地表存在大量具有我国北方小石器传统的石制品,又与其同期或稍晚的华北细石器文化存在某种关联,这两种类型的文化又支持了“本土起源说”。
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水洞沟在三四万年前具有丰富的水源和动植物资源,也具有比较优越的生产、生活条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据此推测,大约在4万年前,有一群原来生活在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先民受冰期严寒的逼迫,辗转来到水洞沟繁衍生息,并利用已经掌握的技术,就地取材制作了大量锋利的石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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